最後的北京

被掩蓋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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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列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看不清真實的自己,更看不清真實的世界。一個身處政治鬥爭邊緣的親歷者,最真實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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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書訊

“新都整體上是正方形……所有的街道都是筆直走向,相當寬敞。一個人若登城站到城樓上,朝正前方遠望,便可以看見對面城牆的城門。城內到處是漂亮的宮殿,以及許多又大又寬敞的客棧。還有數不清的造型精巧的房子。配給全城居民建房的土地,也是四方形的,並且彼此整整齊齊地排列在一條直線上。每塊地都有充足的地盤,來建造寬敞的住宅、院子和花園等等。在這些四方形土地的外面,是一條條寬闊的馬路。整個城市四方形佈局,如同一塊棋盤。”
這是七百年前義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眼中的北京城。1421年,北京成為中國的首都。

“從那以後的幾個世紀裡,這座城市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常駐北京的美國漢學家德克·博迪由衷地感歎道:“她的一堵堵高牆,一進進城門,一條條縱橫交錯的馬路,一個個‘凱旋門’,一棟棟宮殿,一片片花園,一座座寺廟,乃至一幢幢房子,每一個建築,都坐北朝南,都帶有一個院子。”(《北京日記》·東方出版中心)

1972年,在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攝影機中,剛剛經歷“文革”反傳統烈火洗禮之後的北京仍然如故,退色的紫禁城和破敗的四合院構成了北京的基本輪廓。經過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之後,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家門前的地安門大街變成了寬闊的平安大道,北京城內高樓林立。2007年的一天,當我站在景山山頂俯瞰整座北京城時,才發現其心臟地區的基本格局依舊沒變。 出了景山公園東門,沿著大學夾道胡同往東走,過了一個丁字路口,轉左便是法學所,這裡曾經是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集資興建的北大地質館,我們一家在這裡住了六年的時間。大門對面便是著名的北大“紅樓”,1919年5月4日那個星期日,北京大學的學子們就是從這裡出發走向天安門廣場的。出了院門往西走不了幾步路便是三眼井胡同,當年很多在北大求學、供職的人都住在這一帶,奶奶在北大求學時,也租住在其中的一間小四合院裡。對於我的家族和整個國家而言,北大“紅樓”都算得上是個承上啟下的地方。

1920年5月4日,五四運動一周年紀念之際,胡適和北大校長蔣夢麟聯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他倆的一致看法是: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治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他們還列舉了古今中外類似的例子:

漢末的太學生,宋代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與‘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

但他們沒有說清楚中國到底是怎麼個“變態”,根源在哪,難道只是政治太卑劣腐敗?至於他倆所指的“干預政治的運動”,其實多數還不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據史料記載,發生在北京的第一次遊行示威,其組織者、參與者就都不是學生。 四百年前(1603年)的一個春日,一群衣衫襤褸的人浩浩蕩蕩地從郊外開進了明朝的首都,他們是來自北京西山煤礦的工人,這次進京請願是要求朝廷撤換煤監,減免礦稅的。明朝的文獻《神宗實錄》裡生動地記錄了這一場政治風波:

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蕭牆之禍四起,有產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運煤之夫,有燒煤之家,關係性命,傾動畿甸。

儘管那個負責徵收煤稅的太監一直深受神宗皇帝的寵信,但當局也怕這次維權運動演變為一場政治危機——“一旦揭竿而起,輦轂之下,皆成胡越,豈不可念?”在現實的壓力之下,我們的神宗皇帝最後也不得不下旨撤回了那個橫徵暴斂的西山煤監。 明朝的煤礦工人看起來似乎也是在干預政治,而且還大獲全勝,全身而退。但學生一旦過問政治,中國的皇帝們就緊張了。東漢和南宋曾經分別爆發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學潮,東漢末年爆發了太學生反對宦官專政的學生運動,北宋末年也發生過太學生和老百姓靜坐京城廣場要求政府抗金的事件,後來演變為一場群毆“投降派”的騷亂。東漢和北宋的最高當局迫于各方壓力曾一度讓步,但事後在這兩次民運中牽頭的幾乎都遭到了“秋後算賬”,前有兩次黨錮之禍,數百抗議者被逮捕、流放;後有欽宗誅殺毆斃內待(示威者一怒之下打死太監數十人)的為首者,並嚴令不許伏闕上書。最終,欽宗的繼位者趙構處死了繼續上書抗爭的學生領袖陳東。 對比一下學潮和維權運動,我們就可以發現問題的關鍵所在,礦工鬧事關心的是自己的飯碗,爭的是物質利益,他們對政治文化實際上毫無興趣,這與歷代多如牛毛的農民起義是一個性質的,都是“飯碗革命”。皇帝不是很怵這個,只要不把農民逼上絕路,政權就是穩固的。對於當朝皇帝來說,所謂的減免賦稅,不過是吃了老百姓的肉,再吐塊骨頭給他們。要是哪屆皇帝的運氣不好,碰上了大規模的饑民暴動,大不了派兵鎮壓就是了,實在鎮壓不下去那也是天命,皇帝輪流坐嘛。而知識份子和學生鬧事麻煩就大了,因為他們聚眾鬧事大多針對的是更深層次的體制和文化,原動力是良知和正義,屬於是那種“吃飽撐得了”的主,不是給點實惠、好處就能夠打發的,派兵鎮壓就更不妥了,因為如此一來,不僅會影響皇帝的聲譽,就連朝廷內部都有可能出現分化。像北宋靖康愛國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陳東,給他官都不做,而且還鬧個沒完沒了,這才是真正能夠動搖他們統治根基的力量。這樣的“良知革命”一旦爆發,針對的就不止是某個皇帝的權威了,而是整個中國的文物制度,所以,皇帝們才會視學潮如臨大敵。 但中國從古至今能夠稱得上具有“良知革命”性質的學潮屈指可數,參與人數從沒有超過中國人口基數的零頭,並且統統以失敗告終。與之相反的是中國的“飯碗革命”此起彼伏,波瀾壯闊,轟轟烈烈,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積極參與,“飯碗革命”中還不乏成功者,但結果是這些成功者又重蹈昔日革命物件的覆轍,實施同樣的暴政和惡法,這樣的“革命”不過是中國週期性災難的一個開場白。 “良知革命”與“飯碗革命”的最大區別在於:只有革命者的初衷更多地是出於良知和正義感,而不完全是因為“沒飯吃”,這樣的變革才能稱得上是“良知革命”, “良知革命”最終必將促成 “良知”的政府和“良知”的法律,例如美國的獨立戰爭、日本的明治維新(倒幕戰爭)和我國的辛亥革命,只有這類的戰爭才能稱得上是孟子所說的“義戰”,即 “良知革命”。但這裡還必須明確一點,即“良知革命”並不一定要流血,公車上書、五四運動就是“良知革命”的性質,同樣的道理,“飯碗革命”也是這樣,鄧小平發起的的改革開放也是“飯碗革命”的性質。 三百多年前,黃宗羲就特別指出,學校是中國“良知革命”的搖籃,而不光是一個為將來謀生、找出路的地方:

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是非於學校。雖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明夷待訪錄》之《學校篇》)

在他看來,學生不光要學習知識,還要干預朝政,說皇帝的是非。這就是兩千多年前孟子說過話——“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在孟子看來,知識份子就是為政治而生的,不干預時政的知識份子那還能叫知識份子嗎?那叫不務正業。 在變態的中國社會,學生運動確實擔當了干預時政的天職,學潮往往是政治、文化的晴雨計,具有很強的預示性。非要等到體制內的學生起來做最後一次改良嘗試時,已經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如果當局能夠就此懸崖勒馬,有所警示,于國、于民、于己都有利,但可悲的是,歷代統治者就跟大多數的國民一樣缺乏遠見,幾乎沒有一個王朝能夠以理性的方式善待這類相對理性的諍諫和抗爭,一次次地重蹈覆轍,其結果往往是錯失自我調劑的良機,最終病入膏肓,一敗塗地,輕者易位,重者亡國,最終苦的還是老百姓。一些較大規模的學潮還是中國週期性政治、文化災難的預演,它對於中國文化架構和政治體制的深遠影響甚至超過了歷史上絕大多數血流成河的戰爭和餓殍千里的饑饉。 在公車上書之前,幾千年來,中國猶如沉睡中的巨人,學生運動只不過是她睡夢中的曇花一現,有規模的干政學潮如鳳毛麟角,事後又如流星劃過天際,別說喚醒別人,就連學生們自己又都沉沉地睡去了。但公車上書以後,從長眠中驚醒的國人開始發力。這一百年來,在中國大地上所爆發的學潮次數已經遠遠超過了之前數千年來歷代學潮之和。 面對此起彼伏的學潮,魯迅卻不以為然,認為學生鬧事對改變變態的中國起不到任何作用:

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於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讚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僕觀之,則於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致宋崇義》)

如果學潮僅僅是“維權運動”或純粹是為泄一時之憤,其意義確實要大打折扣,但並不是所有的學潮都是這樣,事實證明,真正具有文化深意的歷史事件往往是由學潮引發的。 在知識份子的文化體系中,孔孟的“正邪之爭”、“君臣之倫”和“夷夏之辨”是三個永恆的主題。在他們看來,“正邪之爭”是決定性的,後兩者都是前者的衍生物,但董仲舒的“新儒學”卻本末倒置,極其險惡地把“君臣之倫”擺在了第一位,而且是單方面地要求臣下對君王無條件盡忠,即法家所謂的“尊君卑臣”,而他這一擺就是一千多年,直到北宋太學生救亡運動的爆發,以及南宋朱熹理學的崛起,似乎天經地義的“君權神授”才開始受到來自于“夷夏之辨”的挑戰,朱熹的三代弟子文天祥是第一個用實際行動向世人宣告“夷夏之辨大於君臣之倫”的知識份子,被俘後,他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對前來勸降的人明確表示:“節,不必為君守,當為江山社稷守,為自身守。”又過了一千多年,另一個民族危亡之際,呂留良第一個系統地闡明瞭夷夏之辨大於君臣之倫的道理,黃宗羲更是大聲疾呼:“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訪錄》),而唐甄甚至破口大駡道:“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潛書》) 自此,戕害中國人一千多年的“君權神授”觀念才開始在“夷夏之辨”衝擊下有所動搖。戊戌變法標誌著傳統意義上的“夷夏之辨”和“君臣之倫”發生了質變,道家的“排異”主義被新儒家的“施夷長技以制夷”的“新夷夏之辨”所替代,而“君臣之倫”被“君主立憲”賦予了新的意義。 五四運動又是一次質變,它標誌著中國從此走進了一場“全盤西化”的革命中,這一時期,“夷夏之辨”仍舊是知識份子的主題,但公車上書中殘存的“君臣之倫”已經不復存在了。辛亥革命試圖解決戊戌變法沒有完成的政治部分,而五四運動試圖解決的是辛亥革命沒有完成的文化部分。 這時,共產主義文化乘隙得以在中國崛起,最後它以極端的醫療手段解決了中國的“救亡”問題,但其副作用巨大。中國從此“站”起來了,可是她滿臉血污、饑腸轆轆。共產主義文化確立了“新的君臣之倫”和“新的夷夏之辨”,這個“新君”就是毛澤東,他的“風流”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都望塵莫及的,從前的“家天下”被“黨天下”取代。至於共產主義文化中的“夷夏之辨”,其根本目的還是抱著“施夷長技以制夷”的稱雄幻想,它的“新”在於它所認定的“長技”不再是康有為的日式君主立憲,也不是孫中山的法式共和,更不是胡適的美式自由主義,而是蘇式斯大林體制。 毛澤東“駕崩”後,高舉改革大旗登基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過激國策進行了糾偏。他發起的“飯碗革命”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但在政治和文化領域所進行的變革卻嚴重滯後,正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於是就有了向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君臣之倫”和“夷夏之辨”說再見的八九民運。這本是一場為經濟改革“正名”的良知革命,但六月四日的血腥鎮壓終結了這一切。之後,中國文化出現了歷史性的大倒退,“君臣之倫”和“夷夏之辨”重又抬頭,人性中的“惡”在“正邪之爭” 中占了上風。今天的“君臣之倫”不再是臣民無限忠於某個皇帝,而是整個民族對於強權的敬畏之心;今天的“夷夏之辨”也不再有“器物之爭”,“施夷長技”已經成為了全民的共識。但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夷夏之辨”仍舊激烈,這是因為隨著中國國力的迅速增強,中國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開始相信,不需要西方“夷狄”的主流意識形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夏”也能走向富強,實現自由和民主的體制對於中國而言並不是什麼緊迫的問題,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確,當今的中國已經解決了富國強兵的問題,沒有了亡國之虞,許多老百姓手頭上也有了幾個錢,但心中的良知卻泯滅了。中國下一步該去向何處呢?孔子的回答是“教之”,教國人如何展現文明和良知。所以,我們現在最應該做的事情是“學之”,即學著找回迷失已久的文明和良知,而通往文明和良知的突破口就是“六四”。 現實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所缺乏的不是關於“良知革命”的理論體系,而是缺乏為良知而戰的強大現實力量,因為多數國人從來就沒有這方面的認知和勇氣,與我們的東亞近鄰韓國相比,這種差距越發明顯,這就是文化的差距。中國二十五年來犧牲良知,見利忘義,今天的中國人都已經嘗到了六四屠殺的惡果。 但與此同時,今天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狂奔中的跛腳經濟巨人,它不知疲倦地奔跑著,看似風光無限,卻不知隨時都有轟然倒地的危險,這一百年來的中國是一脈相承環環相扣的。 還是在昔日的“北大”,歷史的指標轉到了1989年6月3日週末夜裡那戲劇性的慘烈一幕:北京電視台突然中斷了正常播出的電視節目,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播出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充滿火藥味的鏗鏘節奏回蕩在夜空。在宣武門外的菜市口,黑壓壓的野戰軍漫過昔日的刑場,一些在街邊遛彎、下棋的北京居民發出了驚恐的叫聲;在“紅樓”門前的大街上,軍用吉普一輛接一輛地風馳電掣而過;而在天安門廣場上,由鋼盔、坦克和裝甲車匯成的無邊鐵流從四面八方滾滾而來,蜷縮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的靜坐學生像海嘯中顫慄的孤島。而此時此刻,譚嗣同和李大釗的在天之靈只能默默觀望——這場發生在和平年代的曠世慘劇。 而我站在昔日北大地質館的台階上,聽著響徹京城的密集槍聲——淚流滿面,我在竭力地說服自己這只是一場噩夢,但我已經清楚地看見紅色彈道劃破了紫禁城的上空,長安街上烈火熊熊。我的腦海中不斷迴響著那首撼人心魄的旋律《今夜無人入睡》,清楚地知道這一切已經不可挽回,又一場可怕的劫難不容質疑地蒞臨這個多災多難的古國。 從六月三日深夜到六月四日的早晨,我仿佛經歷了整整的一個世紀——從五四到六四,從一個星期天到另一個星期天,噩夢醒來是彌漫著硝煙和鐵腥的清晨,噩夢醒來還是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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